中铁大桥局参编 一项钢丝绳国家标准年底实施

这三大民族-国家目标正是通过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所谓的所有法律共同体最突出的具有无可置疑的整合作用的典型的宪法这一持续的、日常的现实加以推进。

[10] 1789年大革命不仅是政体革命，也是社会革命，更是语言革命。比如，地方语言如何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应当对语言自由承担何种义务？未来的备案审查实践中，此种问题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展开。

[55]宋承翰、刘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年度成绩单》，载《南方都市报》2021年12月23日第10-11版。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实际出发，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施双语教育。显而易见，此类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更在根本上涉及《宪法》的语言条款。整个国家和民族需要一个共同和通用的语言系统，同时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然而，结合语言文字改革史、宪法条文拟定时的讨论，以及条文的文本位置可知，我国《宪法》通用语条款的确立，更侧重于确立国家任务并推动国家建设。

总体来看，宪法委员会基于法国宪法传统维护法语在官方和公共场合的独占地位，并且视通用语言为国家单一性、公民平等性和人民一体性的必然要求。不同的是，我国早在秦朝就基本实现了书同文，[2]由于语言文字的统一性，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形成了统一的基因。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

[28] 从总体上看，学界对宪法语言条款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特点。从规范角度讲，双语教育模式也印证了前文的1+N解释方案。[49]基于该判决，法国必须在修改宪法第1条、第2条第1款以后才能批准《宪章, 》。从内容上看，通用语言规定于《宪法》第19条的教育条款中，内容上极为简略，因此可解释的空间较大，语言自由则规定于第4条的民族关系条款中，并且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专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予以两次具体展开。

[5]王晨：《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周年之际》，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1日第6版。[20]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语言构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在近现代中国宪制进程中的预设功能，与法国大革命以后通过语言实现国家建构颇具相似性。

[17] 在法语写入宪法之后，地方语言的地位和保护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因此，在阐明宪法语言条款规范含义与结构的基础上，下文进一步关注和比较中法两国的相关宪法审查实践。该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地域范围内将地方语言教育置于比通用语言更优先的地位，但其草案说明也承认通用语言教育的必要性：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小学，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

[46]Considérant 37， Décision n°91-290 DC du 9 mai 1991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47]Décision n°94-345 DC du 29 juillet 1994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48]Décision n°96-373 DC du 9 avril 1996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49]Décision n°99-412 DC du 15 juin 1999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50]庄晨燕：《〈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与法国多样性治理：对西方选举政治的反思》，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5期。[39]黄行：《国家通用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法律法规的比较述评》，载《语言文字应用》2010年第3期。如学者所说，事实上，基于比较法视野，从语言权利角度解析《宪法》语言条款，固然是重要的研究进路。我国现行宪法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采取通用语言+地方语言的双重结构。

[23]目前，学界通常基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推广措辞将第19条视为只能以鼓励性（而非强制性）手段予以促进的国家任务，国家对语言的支配权应该采取的是最节制的态度，[24]或者认为该款的含义是政府对于公民使用普通话持着鼓励性态度。国家一方面必须推行通用语言，从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语言基础，另一方面也应尊重各民族的语言自由。

我国宪法也重视通用语言在国家建构中的地位，但基于多元与一体的相互平衡，较好实现了通用语言与地方语言、国家建构与语言自由的协调。[11]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通用语言和民族国家联系到一起。

[32]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该法由时任文化部部长杜蓬（Jacques Toubon）提案，因此又称为杜蓬法（La Loi Toubon），其中确立了三个主要目的：丰富法语的内容。使用法语不仅是革命者的象征，更成为热爱共和国的表现。宪法委员会在判决中对宪法第2条第1款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认为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必须且仅可强制性适用于公法人和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私法人，即公共服务的使用者与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之间。[37]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51] 总体而言，宪法委员会在三个时期的立场是一贯的，即维护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这是因为法语始终被视为维系国族认同的基础。

规定强制使用法语的领域和情形。通用语言的不可取代标准可以说是国家建构对语言的底线要求，假如此一底线遭到突破，那么通用语言所承载的国家建构功能必定落空，长此以往将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本文在广义上以语言来统称语言文字，但在特定语境中另有所指除外。捍卫法语作为共和国语言的地位。

尤陈俊：《国家能力视角下的当代中国语言规划与语言立法——从文字改革运动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载《思想战线》2021年第1期。语言的差异又与多元的群体认同相互强化，讲奥克语的普罗旺斯人、讲布列塔尼语的布列塔尼人等几十种不同语言的群体，普遍缺乏法国人的集体观念。

[32]因此，从历史发展与阶段对比来讲，全国通用语言的重要性需要加强，并且应当得到持续加强，这是符合新中国宪法语言条款变迁的整体趋势的。一方面，尽管法语是事实上的官方语言，但毕竟缺少宪法明文，因此，需要将法语写入宪法来确立和稳固《法语使用法》的规范基础。国内学者批评这种立场是宪法委员会作为精于文本分析处理的技术官僚对于共和国基本原则的僵硬理解和阐释，[50]这种批评实际上忽视了法国在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宪法传统因此，最终在2008年宪法改革中，象征性地在宪法第七章地方自治团体的末尾新增了第75-1条，其中规定：地方语言属于法兰西遗产。

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以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参见阿沛阿旺晋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的说明——1984年5月22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国务院公报》1984年第13期。在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兼收并蓄借鉴比较法，充分阐释宪法语言条款，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宪法体系。

与法国宪法不同，我国《宪法》第1条的国家定性是社会主义，体现在民族关系上，国家必须大力促进全国各地特别是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21]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需要通过社会革命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需要通过语言革新再造统一且全新的人民。

[19]地方语言由此首次写入宪法，宪法中正式形成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单数）和地方语言（复数）作为遗产的双重结构。我国宪法基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更好地兼顾了通用语言和地方语言，实现了宪法中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平衡。

[55]在此意义上，法工委同时认定相关地方性法规的违法性和违宪性是正确的。（三）语言宪法：中法的比较与借鉴 随着语言问题宪法审查案例的不断增加，宪法语言条款的解释体系逐渐形成，无论在中国还是法国，作为部门宪法的语言宪法都已经粗具规模。但多元和一体必须保持总体平衡，因此，地方语言不能在国家公务或公共服务领域完全取代通用语言，不得损害通用语言特别是规范汉字作为书面通用语的地位。在法律委员会审议过程中，有些常委委员、代表提出，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已有具体规定，可不再作笼统规定。

[28] 从总体上看，学界对宪法语言条款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特点。[27]参见杨解君、蒋都都：《我国非通用语言文字立法的宪治考量》，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但语言具有历史性，统一语言运动并未完全消除语言的多元化。在内容上，本文主要以法国宪法为参照系，在方法上更多借助体系解释和社会解释。

[7]纯粹法释义学的成果仅有一篇论文，参见张慰：《宪法中语言问题的规范内涵——兼论中国宪法第19条第5款的解释方案》，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首先，应当认识到通用语言对于国族认同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强调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源于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